一 问题背景与基本立场

无可厚非的是，中西现代艺术并无形制上的差异。本来，中国现代艺术就是西方舶来品。殊不知，正是这一无差异或通约性，反而具有揭示其中潜在问题的可能：中西不同的现代性背景是否涵有这一殊途同归的应然性呢?对于西方而言，不管是现代主义，还是其之后的后现代主义(即当代艺术)，皆是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直接结果。也就是说，其发生是建立在现代性异常成熟的前提下的。但中国不同，其迄今也没有完成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性建设。因此，中国现代艺术这一看似满怀公共意识的焦虑、反思与批判，事实上是失却了价值根基和立场支撑的“无病呻吟”。某种意义上，这种同时性的空间回应和接受反倒使自己又跌入了激进的革命主义陷阱中。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文化与政治之间张力关系的应然性。典型的美国现(当)代艺术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层面上的意志自由对于经验的理性自由规制人性的反思，就是建立在对现代性本身带来的种种社会、文化危机的批判。若按这个逻辑，中国现代艺术并非完全失却了现实真意，不能否认其中潜在的关怀精神和反思意识。然而，问题在于，西方的左翼也好，右翼也罢，它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性前提，即都具有一个自由主义的底色。在美国历史上，其政治思想总是前行在左右交替中，不管怎么倾斜，它都不会失掉自由主义前提。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后，对于他理性重建的“无知之幕”及其“平等和差异”两大正义原则，1诺齐克批判太过于道德，以致于限制了自由，而麦金太尔则认为罗尔斯还不够道德，应该再道德一点。不管三者之争的结果如何，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性前提：自由主义。即便是麦金太尔这样一个被称为“反自由主义者”，也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背反，而是建立在修正、完善自由主义这一前提下的“反对者”。2 在何包钢看来，诺齐克、沃尔泽、哈贝马斯等对罗尔斯学说的批评都是“自家人”的批评。他们都承认最基本的权利，尽管他们对何为基本权利持有不同的看法。3正是在这个条件下，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博弈及其张力得以凸显，并具有了价值正当性和历史合法性，也自觉地被赋予了一定的建构意义和积极色彩。以此反观中国的现代文化(艺术)与政治，发现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具有普适价值的共识性前提。通常是，即便其中不免冲突与张力，也无法规避革命性的主导，更不具有应然的正当性价值。由此便引申出本书归根所探寻的一个问题：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反思、批判现代性是否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呢?或者说，在批判现代性与建构现代性两者之间，哪个更为迫切呢?

1.自由主义立场

自始至终，全书论述都贯穿着一个先在的价值立场：自由主义。当然，这一自由主义立场并非是教条、抽象意义上的，而是基于一经验、理性的层面。确切说，笔者真正所追问和诉求的是自由主义能否作为一种前提性共识。因为，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任何分歧、冲突才不乏建设性功能和意义，文化与政治之间才能形成一个正当的关联，而中国现代艺术也才会真正被赋予应然性价值。

不同于中国既有的左翼、右翼的是，自由主义本身并不具有排他性，其宁肯将左右翼的批判与指责作为它自身的一种建设性的补益和完善。换言之，一旦赋予了自由主义底色，左、中、右翼三者之间便有了正常对话的可能，而艺术观念也不会简单地陷入失却现实根基的左右两翼。

霍布斯被施特劳斯视为自由主义的起源。4尚且不论霍布斯是否真是自由主义的起源，至少可以肯定是他的唯物机械论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边沁、穆勒的功利自由主义思想。而穆勒甚至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鼻祖。思想史自然远不是这么简单。事实上，近代西欧自由主义，除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英格兰传统外，还有以休谟、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传统，即古典保守主义传统，和以柯克、布莱克斯顿为代表的普通法传统。三个传统都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社会变迁。但三者之间也不乏分歧与张力。霍布斯与大法官柯克之争就生成了到底是国家主权优先，还是法律优先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直至美国建国之初，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辩论及马歇尔大法官以自己非凡的政治智慧通过审判“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而建立起的司法审查制度，似乎依然未能脱离霍布斯与柯克之争;而休谟、斯密对霍布斯、洛克这种无道德的抽象的天赋人权更是嗤之以鼻，其对于失却形而上传统而试图纯以法律建构现代性的普通法传统似乎也不以为然……三百年来，现代性的演变总是在权利、道德、责任及国家主权之间的缠绕关系中展开。万变不离其宗，现代性引发的各种问题与危机也始终囿于这些樊篱。

近十几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界围绕本土化反思、后殖民批判、社会学转向及正当性质疑等问题的讨论并非没有知识上的自恰性，亦不乏现实关怀。5问题是，在这种知识自恰性回应现实(表象)的背后，所掩盖与遮蔽的却是其与现实内在性的背离。这一背离中所根植着的正是权利、道德、责任、主权之间的极端分裂，充分体现在本土化反思和后殖民批判中的廉价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社会学转向和正当性质疑中的简单工具化的公共意识和道德关怀。如果将本土化反思和正当性质疑归结为右翼指责的话，那么，后殖民批判与社会学转向的立场无疑更富有左翼色彩。而自由主义显然已成为它们共同的敌人，且它们之间不可通约的分化、背离现实，也正是因为缺乏这一基本的前提性共识。

2.公共政治实践

2007年12月，在湖北黄冈召开的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杂志社主办的“2007当代艺术批评与理论”研讨会上，拙文即本书下篇第一章《在观念与制度之间：身体控制与公共政治》中的立场和论述遭到了数位与会者的“攻击”和“责难”。最具“挑战性”的是上海大学的王新同学，他尖锐地指出拙文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之“二元对立性”与结论——哈贝马斯的“公共性”与“交往行动理性”这一后现代理论——之间无法实现概念的自恰。